7月底，中组部发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明确对干部需要被问责、调整岗位的若干情形作出规定。

　　事实上，自十八大以来，中组部关于干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一直以密集的频度制定和下发。而这些有外而内、由约束到建构的制度，正在为干部管理架设“全面从严”的机制。

　　而在这场“全面从严治吏”的过程中，负责执纪震慑的中纪委和负责治理规范的中组部，也在干部管理上开始形成合力。

　　对干部管理“从严修正”

　　“干部管理‘动真格’了”，是很多人见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时的第一反应。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是因为这份文件明确规定，推进从严治党，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干部“能下”的问题。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这份规定新增了5种干部会被问责的情形，包括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不依法办事、抓作风建设不力、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任人唯亲营私舞弊以及对身边人管理不严等；而包括“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官不为、慵懒散拖”、“违背中央八项规定”等10种干部，则被列为会被调整岗位的对象。

　　在这一规定下发之前不久，中组部刚刚发出通知，要在全党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学习教育。其中明确提出，要以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聚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汲取教训、引以为戒，真正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起来、实起来。

　　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授杨伟东表示，新增的干部问责的范围和类型，是在新形势下对已有制度的“从严修正”。其中不仅有“遵守八项规定”、“遵守政治规矩”等中央最新要求，更有对于干部“为官不为”等现象的约束。这种直面问题的做法，本身就体现出从严治党的决心。

　　换句话说，这一规定之所以被视作“从严治吏”的标志性文件，就是因为其不仅直指干部中的不正之风、“乱作为”，也向“不作为”的干部开刀。

　　“以往我们的干部管理无法深入、失之于软，关键就是干部‘下’的标准模糊，没有落实到实处。而最新的干部管理规定，最大的亮点就是有了‘硬杠杠’，规定更加具体化、可操作，明确了标准。”杨伟东说。

　　中纪委与中组部形成合力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在“治吏”的问题上，中央一直在“密集织网”。

　　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2014年起，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施行，包括“跑官拉票官员不得列入考察对象”、“引咎辞职官员两年不得升任”、“‘裸官’不得列入考察对象”等规定开始施行；干部的个人事项申报更加严格，多名中管干部、省管干部因个人事项申报不详实而被取消拟提拔任用资格；而在干部的“衣食住行”方面，无论是差旅食宿，还是公车、办公用房、亲属子女经商等，都下发了有关条例。

　　除了中央层面下发的规定之外，各地也在干部管理上有诸多探索。比如，在上海，《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已正式下发，明确市级领导干部配偶不得经商，子女不得在上海经商办企业；而上海市级、区县级以及公检法、国企中的市管领导干部，其家属经商办企业的情形也被明确规定。

　　在专家看来，这些围绕干部选拔任用、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干部档案管理、干部兼职和问责、“裸官”治理等方面的新规，就是不断给官员套上“紧箍咒”，用制度的方式，将从严治党的网织得更加细密。

　　“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为代表的多项制度，主要给官员形成震慑和约束，去除官场上的不正之风和不良现象，铲除的是腐败的土壤；而围绕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机制，则是为了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政治氛围，以明确的标准来规范干部、激励干部、使用干部，使人事管理科学化、现代化，调整那些不会干、不想干的干部，真正把想干、能干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形成公平竞争、良性循环的政治生态。”杨伟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