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我国出台了多项从严治党的规定，以堵住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廉政建设，同时保持干部队伍的基本稳定，是我们必须重视的课题。

　　首先，建立有竞争力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根据笔者所做的持续跟踪结果，在2012年前，中国公务员整体的工资水平略高于社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但2012年之后，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滞后，目前已经低于社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虽然笔者不主张中国照搬国外一些国家高薪养廉的做法，但坚持认为，公务员工资应有一定的竞争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廉政建设的措施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获得政府效率提高与廉政建设的双重正面效应。为此，首先需要在平衡比较原则的指导下，明确公务员薪酬水平在社会上的相对位置。其次要健全公务员薪酬正常调整机制，保证其生活水平不会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薪酬水平之间相脱节。

　　其次，做好职位分类和职位管理工作。职位分类制度和职位管理制度是任何组织管理的基本前提，它直接关系到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工作满意度的获得感。健全的职位分类制度和职位管理制度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并给任职者带来责任感、荣誉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增强职业的吸引力。此外，良好的职位分类制度还有另一个好处，即形成多样化的职业生涯发展通道，淡化官本位思想。然而，目前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所规定的职位分类制度设想还远未实现。或者说，中国公务员的职位分类工作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结果就是干部的职业化建设滞后，通才有余而专业化和职业化不足，既制约了政府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培养职业荣誉感、成就感。相应地，公务员的责任和回报不由专业技能决定，而是由行政级别或是领导职务决定，不仅助长了官本位思想，而且个别人还会因行政级别的停滞而心灰意冷，严重者甚至会选择离开干部队伍。为此，必须尽快启动公务员的职位分类制度建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和职位管理制度。

　　再次，改革公务员选任制度。它包括两个方面，即晋升制度和录用制度。晋升制度是激励公务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除了与个人的薪酬挂钩外，还与职业成就感联系在一起。目前我国干部晋升中最受人诟病的是用人搞裙带关系，并与低薪酬叠加在一起。录用制度对干部稳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录用标准的针对性不强，如对基层公务员录用也要求有本科以上甚至研究生学历。改革晋升制度和录用制度又与前述的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和职位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健全的职位分类制度，对公务员晋升会有明确的刚性资格要求，即专业化和职业化要求，且对不同职系之间的转换有严格的限制，从而压缩了晋升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干扰。同时，在健全的职位分类制度下，对基层公务员的报考资格和录用标准会更有针对性，可以有效避免偏重学历的现象，从而有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因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健全职位分类制度的基础上，一是对公务员的晋升制度作出更多的基于专业化的刚性要求，并完善原有的委任制；二是对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进行改革，如对一些基层公务员和执法人员的招录，规定学历的上限，从而制约高学历现象的泛滥。

　　最后，优化公务员的职业生态环境。前述的三点是基于人的利益需求出发而作出的制度设计，但我们必须看到，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实事求地讲，中国很多公务人员是带着抱负进入公共部门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福祉尽一份力，但在进入公共部门后，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时候却出现了较大的反差。因此，目前的紧迫任务是优化公务员的职业生态环境，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改革僵化的科层制，如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下放权力、清晰界定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业务流程再造等，让不同层级和部门的公务员都有发挥作用的舞台；科学配置公共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更多地向民生方面倾斜，凸显公共资源配置的价值，让公务员真切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改革政府传播和公共传播方式，让公务员和社会更好地理解公共资源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关联；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积累下来的良好公共伦理，并借鉴其他国家公共伦理建设的成功经验，强化公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加强公共伦理教育，通过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典型案例潜移默化地塑造公务员的行政人格；引入公共伦理方面的测评技术，测评结果作为公务员选拔和干部晋升的依据之一，提高人员任用的有效性。（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